提要：2个年轻的教师，一个分工和流程相对完备的12人团伙，成为利益链条上猎物的是18个年龄11至16周岁的女生，贵州威宁这起举国震惊的“卖处”案正在等待审判，没有人确切地知道这两个年轻教师的作案动机，无论是在性格分析还是经济动机上，他们的同事都觉得很难得出完全令人信服的结论，也恰恰是他们，突破了最起码的道德底线。中西部地区的教育困境和复杂生态，因此显现。

李冬梅被要求脱掉衣服，换上新的三角裤。她不肯，李辉艳哄她说“小孩穿上大人的衣服显得好看”，然后一个“又高又胖”的人进来了，李大哭，却发现自己已然置身于完全无助的境地。

警方调查显示，事后李辉艳和赵庆梅各分得1200和2000元。次日返回的路上，四个孩子各分得了100至400元不等。李冬梅拿到100元，回到新发后，又被李辉艳收走52元，“她说要扣掉车费和我们吃饭的钱”。

《南都周刊·故事·特别讲述》特约记者 尹克路 贵州报道 编辑 陈宇 美编 郑佩芬（南都周刊供腾讯深度稿件，转载请注明，违者追究法律责任）

新发乡教辅站。 电视截屏

2007年6月19日，两个受害女生的母亲在一起 孙勇杰 摄

驰垚和海龙任教的新发中学。 电视截屏

新发中心小学校园。电视截屏

从贵阳到六盘水需要四五个小时行程，从六盘水到“卖处”案事发地威宁县新发乡，还有五个小时以上的崎岖山路，倘若赶上雨天，则需出200元以上的高价，方有底盘足够高的130货车司机愿意试试盘旋绕过梅花山的运气。

在网络上，贵州威宁县“卖处”案曾作为一个难辨真伪的传言广为流布，受伤害群体的极度弱势，加害群体的特殊身份，办案过程的一波三折，使得知情人大多讳莫如深，而媒体介入也常常举步维艰。唯有到达目的地后，在这个散落在黔西北高原深处的布依族乡呆上三天，对此方会有所感触。

18个受害女生

从威宁县新发乡中心小学到10公里以外的家，六年级小学生李冬梅每天放学后要在山路上走上半个小时。这个似乎有点营养不良的黑瘦孩子，看上去和她14岁的年龄不太相称，却已经是家里的主要劳力了。李冬梅有5个弟弟妹妹，在家里喂猪做饭、到地里伺候苞谷和洋芋，是身为老大的她每天回家后的主要活路。

2006年3月的一个周末，她没有像往常一样回到家里。同在新发小学就读但低她一个年级的大妹妹捎话回家给母亲，“姐姐说‘老师叫她和另外三个同学一起帮着去摘豌豆’”，所以双休日不回来了。两天后的周日晚上，李冬梅照常回到家里，交给母亲一斤豌豆，说是老师送的。

一直到五个月后、一个声称和李冬梅同去帮老师摘豌豆的孩子的家长神情严峻地找上门来时，李的母亲始终没有发现大女儿身上的异常，这让她日后为自己的粗心痛悔不已。在互相求证串连、反复盘问各自的孩子后，四个孩子的家长们发现，孩子们嘴里说的“帮老师摘豌豆”，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事实上，就在那个双休日，李冬梅和她的三个同学，被带到距离新发乡80公里外的六盘水市卖淫。

警方的起诉意见书显示，参与这个骗局的，是一个分工和流程相对完备的团伙：两对夫妇负责在六盘水和新发乡之间开车接送；四个女人负责在六盘水拉皮条和找好旅舍；其中以“摘豌豆”为由把孩子从学校骗出来的关键环节，则由新发中学的两位教师充任：教英语的海龙，教语文的驰垚。

新发中学和新发中心小学都在新发镇上，相距不到500米，在中学任教的海龙和驰垚，宿舍却安排在小学。海龙的妻子李辉艳，驰垚的妻子赵庆梅，以在小学校园内以摆摊卖小百货为业，因了这个便利，在这次骗局中，她们凭籍孩子们眼里极具亲和力的师母身份，充任了各自教师丈夫强有力的助手。

李冬梅回忆，周五当天晚上，按照海龙夫妇和驰垚夫妇的安排，四个人都挤睡在海龙和驰垚的宿舍里，第二天一早就坐上面包车出发了。两个师母陪着坐在车上，“海龙老师和驰垚老师骑着摩托车跟在后面”。

过收费站时，一个孩子发现不太像去摘豌豆，开始哭叫，李辉艳马上低声凶狠地呵斥，叫不许哭，“用衣服蒙住她的头，使劲往下摁”。

六盘水，当地人称水城，新发是有“贵州屋脊”之称的贵州威宁县最偏远的一个乡，至今没有到县城的班车，在地理上距离水城反比威宁县城更近一些。到水城后，李冬梅和一个12岁的孩子留在旅舍，另外两个孩子迅即被带往邻近的纳雍县寻找新的买主。

李冬梅被要求脱掉衣服，换上新的三角裤。她不肯，李辉艳哄她说“小孩穿上大人的衣服显得好看”。另外一个女的过来给她梳头发，说“头发扎高点人就显大点”。然后一个“又高又胖”的人进来了，李大哭，却发现自己已然置身于完全无助的境地。

警方调查显示，事后李辉艳和赵庆梅各分得1200和2000元。次日返回的路上，四个孩子各分得了100至400元不等。李冬梅拿到100元，回到新发后，又被李辉艳收走52元，“她说要扣掉车费和我们吃饭的钱”。

李冬梅回忆，回到学校后，四个孩子无一例外地被反复恫吓和警告，“驰垚老婆说要是我们说出去就砍死我们全家”，与此同时，作为遮掩，“她还给大家分了几包豌豆带回家”。警方事后分析，这种恫吓和警告是长达半年时间里，事情没有败露的主要原因。

恶行彻底暴露是当年9月，时任新发乡中心小学校长的李荣娟回忆，李冬梅等四个孩子的家长报案后，一时间“不断有一批批孩子被警车接去医院做检查”。各种传言都有，最早报道此案的一家湖北媒体甚至言之凿凿地说受害孩子有上百名。

在当地警方、妇联和教育局今年三月举行的一次情况通报会上，受害人数得到初步确认，参加了这次会议的威宁县教育局许如虎局长向记者确认了18人这个数字，许说，有14名案发时是新发中心小学的四到六年级学生，4名是新发中学的学生，年龄都在16岁以下，最小的竟只有11岁！

起诉意见书载明的作案时间，跨度大致从2006年3月到6月。李冬梅等四个孩子，是目前被确认为最早的一批。和她们的遭遇相仿，孩子们都是被分批骗往水城，最少是2名，最多的时候是5名，借口有时是帮老师“摘豌豆”，有时甚至就是“挖洋芋”。

即使是在案发以后，卢勇也承认，这个昔日的学生兼同事业务上表现不俗。可以与卢勇的看法佐证的是，在海龙的人事档案里，2004年年度考核登记表上注明连续三年获英语教学第一名，同年他还被评为新发乡优秀团干，2005年的考核评语则是“工作积极、成绩突出”。

来源：(深圳时尚网 http://www.m118.com)